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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是以全身凝血活化为特征的病症，可能导致中小血管的血栓性阻塞，从而导致器官功能障碍。同时，血小板和凝血蛋白的持续消耗导致血小板减少和低浓度的凝血因子，这可能导致出血并发症。DIC总是继发于潜在疾病，如严重感染、恶性实体肿瘤或恶性血液病，外伤或产科并发症。DIC的可靠诊断可以通过基于容易获得的常规凝血参数的简单评分算法来进行计算。支持治疗这种凝血障碍疾病的基础是潜在疾病的治疗。另外，肝素可能是有效果的，生理抗凝剂也可以考虑，但迄今为止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可以改善临床相关结果。在有严重出血或有出血并发症风险的患者中，应考虑输注血小板、血浆或凝血因子等血液制品。
前言
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严重脓毒症、全身炎症状态，创伤，恶性疾病，会导致凝血系统的激活。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凝血激活不会导致临床并发症，甚至不会通过常规的实验室检查来确定，但只有在激活凝血通路的敏感分子标记时，才能检测到。然而，如果凝血活性足够强，血小板和凝血蛋白的消耗可以通过常规凝血试验指标延长和血小板减少而变得可见。凝血系统以最极端的形式激活，称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DIC的典型特点是同时发生广泛的血管凝块沉积，阻碍血液供应到各种器官，从而导致器官衰竭。由于凝血系统的持续激活和其他因素，如凝血蛋白和蛋白酶抑制剂合成障碍和降解增加，可能会耗尽凝血因子和血小板，可能导致各种部位大量出血。此外，高水平的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可能会影响血小板功能和纤维蛋白交联，从而进一步导致出血倾向。
极端的出血可以控制DIC患者的临床表现；然而，这只发生在少数患者身上。DIC患者的主要出血（如颅内、胸腔内或腹腔内出血）发生率为5%至12%。对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患者，血小板计数小于50*10^9/L与血小板计数高的患者相比，出血风险是4至5倍。
更常见的是在小型和中型血管发生的血栓，导致DIC患者的器官衰竭，据报道，在患有癌症或创伤的患者中，有10%到15%的患者发生血栓，而脓毒症患者更是高达40%，尽管这些估计可能不是很精确。
在病理检查中，有各种不同的脏器，显示血管内纤维蛋白沉积，与器官的临床功能障碍有关。动物实验中的DIC会导致肾脏、肺、肝脏和脑内的血管外纤维蛋白沉积，并导致止凝血缺陷和器官衰竭，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死亡。此外，DIC已被证明是一个独立的和较强的预测器官功能障碍和死亡率的指标。在有脓毒症合并DIC的患者中，死亡率几乎是没合并DIC患者的2倍。在对DIC进行一般性介绍后，我们将使用4个临床病例来阐述在临床实践中，管理DIC时遇到的主要临床难题。
临床案例
应该强调的是，DIC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但总是继发于导致凝血激活的潜在疾病。表1列出了与DIC有关的主要疾病。约35％的严重脓毒症并发DIC。传统上，革兰氏阴性微生物感染与DIC有关;然而，革兰氏阳性菌感染患者的DIC发病率与革兰氏阴性微生物感染发生DIC相似。
其他微生物包括真菌或寄生虫的全身感染也可能导致DIC。例如，寄生虫血症，主要是恶性疟疾，可能与DIC和高死亡率有关。涉及DIC发展并发感染的因素是微生物膜组分，如脂多糖或脂磷壁酸，或外毒素（例如葡萄球菌α-毒素），引起强烈的免疫应答和释放细胞因子。
由于肿瘤细胞促凝因子的表达，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实体瘤可能并发DIC。DIC在癌症中的发病率并不准确，可能取决于所用的诊断标准;然而，特别是腺癌或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患者，DIC发病率高达20％。血栓形成的风险大于出血，严重时可见血栓栓塞伴随出血。
严重创伤是与DIC相关的常见的另一种临床因素。已研究显示严重创伤患者的系统性细胞因子模式与脓毒症患者的系统性细胞因子模式实际上相同。此外，组织成分（例如组织凝血活酶，特别是在头部创伤患者中）释放到循环中和内皮破坏可能有导致全身激活凝血。在创伤后的头几个小时，由于大量输血或输注大量晶状体可能导致的稀释性凝血功能障碍和大量失血，可能难以区分DIC和凝血障碍。
在产科并发症中，如胎盘早剥和羊水栓塞可能会出现急性和暴发性DIC。胎盘早剥患者的胎盘分离程度与DIC的程度相关，这提示组织因子从胎盘系统泄漏进入母体循环是导致DIC发生的原因。
对于其他基本条件（表1），DIC是一个相对罕见的并发症。在大多数情况下，全身炎症反应的严重程度，在特定情况下（如并发的感染），决定严重的系统性凝血活化是否会发生。
发病机制
已经阐明，凝血病理紊乱是导致DIC的最重要机制。全身炎症的激活促进凝血途径的开始和发生，同时损害天然抗凝血系统和抑制内源性纤维蛋白溶解，引发血小板活化和纤维蛋白沉积。调节这些过程的重要介质是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IL-1）和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此外，最近的研究指出血管内结网(中性粒细胞外网)在血栓形成过程中，由受损细胞的变性DNA和缠绕中性粒细胞、血小板、纤维蛋白和阳离子蛋白(如组蛋白)组成。
在DIC中，凝血酶的生成是通过组织因子/因子VII(a)通路激活下游凝血因子的。组织因子可由活化的单核细胞表达，也可由血管内皮细胞或癌细胞表达。除了炎症可以引起促凝血作用外，凝血的激活也会调节炎症(图1)。
图1所示。单核细胞表达组织因子，导致凝血酶的产生，随后纤维蛋白原向纤维蛋白的转化，这与血小板血管壁相互作用的增加和血小板的激活相结合，促成微血管凝块的形成。活化血小板释放的P-selectin进一步上调组织因子表达。纤维蛋白与toll样受体4的结合以及激活的凝血蛋白酶对炎症细胞(虚线)的特异性蛋白酶激活受体(par)通过进一步释放促炎细胞因子调节炎症。细胞因子在抑制内源性纤维蛋白溶解和损伤生理抗凝通路(如APC通路)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
在DIC中，所有的生理抗凝通路功能都受损。首先，我们描述了TFPI功能与增加的组织因子依赖激活的显著不平衡。此外，蛋白C系统的重大损伤可能会进一步危及对凝血酶生成的充分调节。这是由于细胞因子介导的内皮细胞上血栓调节蛋白表达的下调与蛋白C的合成减少和蛋白S的游离部分（蛋白C的主要辅因子）的浓度下降一起导致蛋白C激活减少。最后，血浆中抗凝血酶（凝血酶和Xa因子最显着的抑制剂）在DIC中显着降低，这是因为消耗和激活的嗜中性粒细胞的弹性蛋白酶对其降解以及合成受损。此外，由于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纤溶酶原激活和纤溶酶产生的主要抑制剂）的血浆水平持续升高，内源性纤维蛋白溶解系统大部分被关闭。
患者1：在68岁的危重病人中诊断DIC
一名68岁的男子因在半结肠切除术后3天呼吸衰竭而被送入重症监护病房。血压/60mmHg，心率次/分钟(常规)，呼吸28次/分钟，体温为38.1°C。动脉血气分析显示，在5L补充氧的情况下，PaO2为8.4kPa(63mmHg)，氧饱和度为84%。实验室分析显示：血红蛋白浓度6.8mmol/L（11.0g/dL），白细胞计数9.2*10^9/L，中性粒细胞7.7*10^9/L，血涂片显着左移和部分裂细胞，肌酐浓度mmol/L（2.4mg/dL），胆红素浓度18mmol/L（1.2mg/dL），乳酸浓度3.3mmol/L（30mg/dL），碳酸氢盐浓度18mmol/L。患者经气管插管，可达到98%的氧饱和度，血流动力学稳定，以晶体和静脉注射多巴胺。同时进一步接受广谱抗生素治疗，并继续进行皮下注射肝素预防性用药。
常规凝血试验表明血小板计数98*10^9/L(前一天结果为*10^9/L)，PT为17秒(正常12秒)，INR为1.4，APTT为43秒（正常28秒），D-二聚体浓度为7.5mg/mL（正常为0.5mg/mL），FIB为3.5g/L（正常1-3g/L）。
关于患者1的讨论
这名患有多器官功能衰竭和临床疑似败血症的危重病人表现出明显的凝血异常迹象，其特征在于低血小板计数，常规凝血指标延长和D-二聚体增加。这些实验室指标异常可能与并发DIC有关，但是仍需要考虑一些鉴别诊断因素。
脓毒症本身显然与血小板减少症有关，脓毒症的严重程度与血小板计数的减少相关。导致脓毒症患者血小板减少的主要因素是血小板生成受损，消耗或破坏增加，或者脾脏或沿内皮表面血小板的隔离。此外，在相当数量的败血症患者中，可能会发生噬血细胞综合症。噬血细胞综合症的发生机制是，可能由于高水平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的刺激，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对巨核细胞和其他造血细胞的活性吞噬作用。由于脓毒症中广泛的内皮细胞和血小板相互作用，在血管表面可能也会发生血小板活化、消耗和破坏，这可能在各种器官的血管床中有差异地发生。然而，这些机制本身并不能解释凝血时间的延长。血液中血小板减少和裂细胞的存在可能指向血栓性微血管病变的方向，如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或溶血性尿毒症。但是，这些综合征通常伴有正常凝血时间和正常或仅轻微升高的D-二聚体。由于血小板血管壁相互作用增强，以及微血管血栓形成障碍的形成，导致其对红细胞的机械损伤，也可能出现在DIC患者中。有趣的是，严重败血症和DIC患者的ADAMTS-13水平可能降低（可能是由于大量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多聚体从激活的内皮细胞释放导致消耗），导致DIC和血栓性微血管病变之间存在某些重叠的情况。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水平的提高和ADAMTS-13水平降低与严重DIC患者的恶化结果相关联。
在这种情况下血小板减少症的另一个鉴别诊断考虑可能是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HIT）。我们的患者很可能接受了皮下肝素治疗，用于围手术期血栓预防。HIT患者可能存在动脉和静脉血栓形成，这可能解释了高D-二聚体结果。然而，HIT与常规凝血指标异常无关。
总之，DIC是该患者凝血病最可能的解释。DIC的患者，其表现为血小板数目较少或迅速下降，常规凝血试验指标延长，凝血因子和抑制剂血浆浓度低，以及纤维蛋白形成和/或降解标志物增加，如D-二聚体或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具有明显急性期行为的凝血蛋白，如因子VIII或纤维蛋白原，通常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增加。因此，DIC诊断中常用的实验室检查之一，即纤维蛋白原，对于DIC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标记，除非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尽管常规检测可以给出一些提示。凝血因子和血小板的动态变化可能会提示重要信息。血小板计数显著下降（如本例所示），凝血指标持续延长或纤维蛋白分裂产物增加，即使仍在正常范围内，也可能表明已经处于DIC的早期阶段。
对于DIC的诊断，没有足够准确的单一实验室检测指标。对于DIC的诊断，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已经开发了一个简单的评分系统（表2，图2）。可根据常规可用的实验室检查指标（即血小板计数，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相关标记[通常是D-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计算得分。前瞻性研究显示DIC评分的敏感性为93％，特异性为98％。根据此评分系统，DIC严重程度是脓毒症死亡率的强有力预测指标。在日本，意大利和英国已经广泛应用此评分系统和诊断指南。国际和日本的评分系统之间的主要区别似乎是日本算法的灵敏度略高，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患者人群，因为日本所评估的实验样本人群通常包括相对大量的血液恶性肿瘤患者。
在我们的患者中，血小板计数（1分），PT的延长（1分）和明显增加的D-二聚体（3分）积分为5分的得分，与诊断为DIC相符。
这种评分系统只适用于可能与DIC相关的基础疾病患者。评分大于等于5分并发DIC。请注意，如果得分小于5，请考虑在1到2天后重复。
*如果凝血酶原时间值仅以INR的形式提供，则INR值为》1.3或1.5，分别生成1或2分（假设所用凝血活酶试剂的国际敏感性指数值接近1）。
患者2:一位63岁的妇女，患有与肝脏疾病有关的DIC或凝血病?
一名63岁的女性因长期酗酒而出现代偿性肝硬化。在体检中，最显著的体征是肝性脑病、黄疸、脾肿大和腹水。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血红蛋白浓度为7.0mmol/L（11.3g/dL），白细胞计数为7.9*10^9/L，血小板计数为88*10^9/L（入院前一周为84*10^9/L），胆红素浓度为84mmol/L（1.2mg/dL），白蛋白浓度为28g/L。PT为17秒（正常，12秒），APTT为52秒（正常，28秒），D-二聚体浓度1.0mg/mL（正常，0.5mg/mL）的和纤维蛋白原浓度为2.1克/升（正常，1-3克/升）。问题是这些凝血异常是否是由于肝衰竭相关性凝血障碍或继发于感染的DIC。
关于患者2的讨论
在严重的肝衰竭患者中，可能会发生几次凝血变化。超过75％的肝硬化患者的血小板计数为小于*10^9/L，并且10％的患者血小板计数小于75*10^9/L，主要是因为脾功能亢进，血小板生成素水平降低和消耗。另外，几乎所有凝血因子的血浆水平（除VIII因子和vWF）低，因为肝脏是凝血蛋白合成最重要的部位。传统上将血小板减少症和低水平凝血因子解释为低凝状态并伴有高出血风险。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慢性肝功能衰竭患者的止血系统是一种平衡的止血系统，因为低水平的自然凝血抑制剂可能平衡低水平的凝血因子，而血小板计数的减少可能被高水平的vWF所抵消。
肝病和DIC的凝血病的鉴别诊断具有挑战性，许多实验室凝血异常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当肝病的凝血病被DIC复杂化时，可能会出现更复杂的情况，因为严重肝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感染性并发症(如细菌性腹膜炎)或肠道内的内毒素渗漏，从而诱发DIC。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肝病的凝血功能最终可以与DIC的存在区别开来。有帮助的提示可能是，与DIC患者相比，在严重的肝脏疾病中，(低)血小板计数通常是稳定的，而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如D-二聚体)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存在纤溶激活和损伤，才轻微升高。此外，临床征象，如脾肿大和腹水，可能表明肝病而非DIC是引起凝血病的原因。在此病例中，DIC评分为4(不考虑DIC)，并结合临床体征和症状，对严重肝功能衰竭引起的凝血病进行诊断。
患者3:在一个63岁的病人中，有脓毒症和DIC的治疗。
一名63岁的男子因胆总管结石而出现严重的胆管败血症。他处于休克状态，呼吸衰竭，并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血培养结果是肺炎克雷伯氏菌。凝血分析显示血小板计数为48×10^9/L，PT为19秒（正常，12秒），其等于INR为1.6，APTT为39秒（正常28秒），D-二聚体浓度5.5mg/mL（正常，0.5mg/mL）和2.8g/L（正常，1-3g/L）的纤维蛋白原浓度。基于这些化验指标，DIC评分为6，并且确立了DIC的诊断。行ERCP手术并恢复胆管通畅后，患者接受血管加压药，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治疗，并开始抗生素治疗。问题是什么将是最适当的(支持)针对凝血病的治疗措施。
关于患者3的讨论
DIC管理的关键是充分治疗潜在的疾病。如果引起DIC的病症得到妥善处理（以胆管引流和抗生素为例），凝血功能将自动消退。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辅助治疗以改善凝血状态，因为凝血病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使已经开始对潜在病症进行充分治疗（图2）。
低水平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特别是术后患者或计划接受介入治疗的患者。但是，血浆或血小板替代治疗的决策不应该仅仅基于检验结果；更应该针对存在活动性出血患者以及那些需要侵入性手术的患者或者有出血并发症风险的患者进行使用。对血浆、纤维蛋白原、冷沉淀或血小板治疗的假定疗效不受随机对照试验的支持，但在出血患者或因严重缺乏止血因子而有出血风险的患者中，似乎是合理的治疗方法。使用大量血浆可能会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凝血因子。凝血因子浓缩物，如凝血酶原复合物，可以克服这一障碍，但这些药物可能缺乏重要的因素(如因子V)。以前，认为凝血酶原复合物浓缩物的使用，由于浓缩物中微量的活化因子而加重了DIC中的凝血病。但是，目前可用的凝血酶原复合物浓缩物不太可能。凝血因子(如纤维蛋白原)的缺乏，可以通过纯化凝血因子浓缩物的输注来纠正。针对维生素K依赖性凝血因子，维生素K可以作为一种非血制品的替代治疗，并且在注射一个剂量单位后4至6小时内起作用。实验研究表明，肝素可以部分抑制DIC凝血的激活。然而，肝素对DIC患者的影响从未在对照临床试验中得到明确证实，尽管间接证据表明肝素可能是的好处。此外，有几项研究显示，所有重症患者都需要适当的静脉血栓栓塞预防措施，通常使用（低分子量）肝素。在临床上，针对明显的血栓栓塞症患者，或者在广泛血栓形成表现的病例中，例如暴发性紫癜或肢端缺血，可以使用治疗剂量的肝素。
在DIC中恢复生理抗凝剂的水平可能是一种合理的方法，并得到了广泛的评价。基于成功的临床前研究，在严重脓毒症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中，使用了抗凝血酶浓缩物。所有试验在改善实验室参数或甚至改善器官功能方面显示出一些有益效果。然而，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抗凝血药浓缩剂）并未显示败血症患者的死亡率显着降低。有趣的是，该研究的事后亚组分析显示，未接受肝素治疗的患者和凝血功能最严重的患者可获益。近期，来自日本的一项回顾性数据证实了对于严重感染患者和DIC患者抗凝血酶治疗的显着优势。但是，这些观察需要预期验证。
活化蛋白C（APC）的辅助治疗也被广泛研究。由于这些患者的死亡率显着降低，APC浓缩剂在败血症患者中的III期试验提前终止。值得注意的是，患有显性DIC的患者从这种治疗中获益最多。然而，在针对严重脓毒症患者的特定人群进行了一系列阴性试验之后，对已发表研究的主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缺乏使用活化蛋白C治疗的基础。此外，对于严重脓毒症患者使用活化蛋白C的出血风险也不明确。由于缺乏使用活化蛋白C治疗的显着优势，对严重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患者的最后一项大型安慰剂对照试验提前停止。随后，活化蛋白C的制造商已将该产品从市场上撤回。
目前正在评估的一种有前景的干预措施是重组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临床前实验性研究中，针对败血症患者，已经证明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能够改善凝血紊乱并可改善器官功能障碍。在例脓毒症和DIC患者的II/III期临床研究中评估重组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二十八天的死亡率在血栓调节蛋白组为17.8％，在安慰剂组为21.6％。通过大量日本患者的回顾性数据得到证实，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的研究结果令人鼓舞，病情目前正在进行的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
患者4：患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和严重DIC的48岁女性
一名48岁女性出现严重持续性鼻出血。她还报告了牙龈出血和广泛瘀斑持续1周，并且异常严重的月经过多。实验室分析显示血红蛋白浓度为5.5mmol/L（8.9g/dL），白细胞计数为21.7*10^9/L，其中90％（19./L）早幼粒细胞，4％（0./L）髓细胞，3％（0.7×/L）的晚幼粒细胞和2％（0.4×/L）的中性粒细胞，血小板计数为56×10^9/L。骨髓含有少量鼓泡样细胞，含有少量颗粒，72％含有Auerbody的早幼粒细胞。免疫分型显示CD9、CD13和CD33的表达，并且对于CD34是阴性的。通过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证实了在（15;17）易位处发现的骨髓穿刺物的荧光原位杂交，所有这些支持诊断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亚型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ML-M3]，根据FAE分类）。凝血指标显示PT为20秒（正常，12秒），其等于1.7的INR，APTT为59秒（正常，28秒），D-二聚体浓度为10mg/mL（正常，0.5mg/mL）和0.8g/L（正常，1-3g/L）的纤维蛋白原浓度。纤溶酶原和ɑ2-抗纤维蛋白溶酶原的血浆水平分别为68％（正常，80％-％）和43％（正常，80％-％）。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DIC与显着的纤溶亢进相结合。
关于患者4的讨论
在几乎所有晚期恶性疾病的患者中，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是一种高凝状态。这可能最终导致静脉血栓栓塞或演变成DIC。连续15％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特别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中，可以诊断DIC，一些报告指出，急性白血病患者的DIC发生率可能会随着化疗的缓解而进一步增加。
在一些晚期腺癌患者中可能出现DIC的特殊表现，但在诊断时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ML-M3）和单核细胞白血病（例如AML的M5）患者更常见。
这些患者可能表现出具有生命危险的出血倾向。出血倾向是DIC消耗凝血因子和血小板，以及显着的纤溶亢进的结果。纤溶酶原和ɑ2-抗纤维蛋白溶素水平低，纤维蛋白原水平低（由于纤溶酶介导的纤维蛋白原溶解）和纤维蛋白降解产物（例如D-二聚体）水平过高可以诊断纤溶亢进。进一步的分析可能揭示出显著低的因子VIII和因子V(两者都是由等离子体降解的)，这与传统的DIC类型形成对比，后者的血浆水平通常是相对保守的。
与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相关的凝血病是由组织因子和肿瘤促凝成分在白血病细胞上的表达而引起的，并增加了钙磷脂结合蛋白II的表达，导致过度的纤溶酶原活化和纤维蛋白溶解。在白血病细胞中释放非特异性蛋白酶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纤维蛋白和纤维蛋白原的降解。
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和DIC患者的治疗包括血小板输注支持治疗（针对血小板计数为30-50×10^9/L），输注新鲜冰冻血浆和纤维蛋白原浓缩物（以纤维蛋白原浓度为指导），并应始终维持治疗直到凝血障碍的缓解和DIC消失。此外，应尽可能避免侵入性操作，如活检或静脉输液。鉴于出血的高风险和临床研究缺乏证据，不提倡使用肝素。在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用于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之前，小型临床试验中显示，用纤维蛋白溶解抑制剂（如氨甲环酸）辅助治疗是有益的。然而，随着这些现代治疗方式的出现，凝血病迅速消退，对纤维蛋白溶解的抑制也不再是必要的，维甲酸的促凝作用也会削弱。
最后总结
虽然近几十年来对DIC及其潜在发病途径的理解有所增加，但仍然存在一些有关正确处理该凝血病的重要问题。目前的治疗干预措施主要是支持治疗，只有部分有效，最多可以改善DIC凝血紊乱；然而，它们还没有被证明能够改善临床相关的结果，如器官衰竭或死亡率。由于有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表明肝素可能对DIC患者有益，因此迫切需要肝素在这种情况下的随机对照试验。
对DIC的更好的支持治疗也可能从早期患者识别和风险分层的进展中受益。假设，专门用于评估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和早期全身凝血障碍的指标将有助于识别高危患者，并有助于早期（因而可能更有效地）干预。此外，遗传变异可能在个体发展DIC和凝血病严重程度方面发挥作用。已经证明基因突变和多态性影响DIC中的凝血改变。由于1等位基因靶向破坏蛋白C基因而导致杂合蛋白C缺陷的败血症小鼠呈现更严重的DIC和相关的炎症反应。V因子Leiden杂合子的存在与脓毒症患者DIC的发生率和结局有关。此外，PAI-1基因中的功能性4G/5G多态性影响PAI-1的血浆水平，并且与脑膜炎球菌败血症和DIC的临床结果有关。更好地了解导致DIC的宿主反应中，基因组变异可能有助于确定对严重凝血病更敏感的患者，并最终为敏感患者定制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MarcelLeviandMarieScully.HowItreatdisseminatedintravascularcoagulation.Blood.:blood--10-
水彩配图：子陌
编辑推送：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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