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朱令铊中毒案
虽然此案能否当的了＂悬案＂二字仍颇有争议，但考虑到案件当时的反响和轰动，我还是把它给列了出来。
简单描述： 一位曾经风华正茂的清华大学女高材生，如今却近乎失明，由于脑部萎缩她只能整天坐在轮椅上，由年近古稀的父母照顾……而这一切都缘于１１年前一起离奇的“铊”中毒事件。其家人一直存疑，她从未接触过“铊”，那么这“铊”毒是谁投的呢？然而，历经１１年，这一谜团仍未解开。
朱令介绍： 朱令曾生活在一个美满的四口之家。父亲吴承之是上海人，今年６６岁，退休前曾任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母亲朱明新是吴承之的同班同学，今年６５岁，退休前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高级工程师。
朱令和姐姐吴今不仅学习上出类拔萃，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１９８９年４月，当时正在北大生物系学习的吴今在一次野外春游时失踪，三天后人们在一个悬崖下面找到了她的尸体。事后警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事情被定性为意外。
姐姐的意外影响了朱令的生活，１９９２年，朱令在高考时，放弃了原本一直向往的北京大学，转而报考了清华大学。同年９月，她顺利地进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及仪器分析”专业学习。
除了会弹钢琴，朱令１5岁开始练习古琴，１９９２年秋天，她成为了清华学生乐团民乐队的一名成员。凭着自己的天赋，朱令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中阮（一种类似吉他的弹拨乐器）,并很快成为乐队骨干。１９９３年５月，清华民乐队参加了北京高校民乐汇演，朱令的独奏和有她参与的合奏节目取得了好几个奖。朱令还和清华艺术团一起去郑州巡回演出。
朱令聪明开朗，功课从不用父母操心。同学笔下的朱令更是美誉多多：“她的优秀是自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迄今为止，我还未曾见过如此完美而优秀的人。”
案情经过：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是朱令２１岁的生日，平时，朱令的父母会给女儿在家里过生日，但是这一天朱令却说不能回家了。她正准备１２月１１日的一场清华民乐队的专场演出。这是一场为纪念“一二·九”运动而做的演出，将在北京音乐厅举行。这让朱令十分重视。
吴承之决定请女儿在学校附近吃饭，替她庆祝生日。点菜时，朱令告诉父亲自己这几天肚子有些不舒服，吃不下东西。“那你就简单吃点。”吴承之说。对于女儿的不适，父亲以为是排练和上课累的。
但事情并不像吴承之想的那么简单。从１２月８日起，朱令因疼痛无法进食，同时开始大把掉头发…… １２月１１日晚上，清华大学民乐队专场演出在北京音乐厅如期举行，朱令以一曲《广陵散》的古琴独奏技惊四座。在台上，身着白衣长裙的朱令神采奕奕，但是坐在台下的吴承之和朱明 新夫妇却十分担心，他们知道女儿是强忍着腹部的巨痛坚持演出的。演出结束后，朱明新专门到后台找到女儿，见朱令脸色不太好就劝她一起回家。但朱令坚持要和同学们一起将道具运回学校再回家。 朱令第二天回到了家里，她告诉母亲：“肚子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朱明新赶忙和丈医院，医生只开了一些止痛药。几天后，朱令的情况越来越糟，不但腹痛加剧，头发也大把脱落，短短几天工夫，朱令的一头长发几乎落尽了 １２月２３日，朱明新夫妇医院，在接受了中医和西医的交替治疗后，朱令的疼痛有所减轻。 １９９５年１月２３日，因放心不下课程和实验，朱令坚决要求出院。 后来，朱明新夫妇才知道，朱令的种种症状都是铊中毒的表现。 二次铊中毒致生命垂危 经过一个寒假的休养，朱令的身体稍有恢复，却仍很虚弱，她的头发重又长出来，由于一直没法查出是什么病，朱明新劝女儿休学一年好好养病。但朱令还是去了学校。 “她有太多的计划要去实施，要继续学琴；几门选修课和德语的学习就要开始了；她还要补上因住院耽误的期末考试。”年2月20日是新学期开学的日子，朱明新拗不过女儿只能把她送到学校。 从2月20日到3月3日的两个星期中，除了两个周末朱令被母亲接回家，朱令在学校待了８天。“朱令身体仍然很差，她睡在上铺，连下床拿书都很吃力。”朱明新看到女儿的状况十分担心。3月6日，朱令的病情再次恶化，“这次是全身都疼，特别是脚，碰到脚指头她都疼得受不了，连被子都不能盖”。 后来，朱明新夫妇才知道，此时的朱令是第二次铊中毒。 3月9日，朱明新夫妇赶医院看专家门诊。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为朱令做了检查后，告诉朱明新，朱令的症状极像上世纪60年代初清华大学的一例铊中毒病例，这些症状包括：掉发、神经疼痛、每个手指甲上都出现一条白线。李舜伟现一条白线。李舜伟建议朱明新赶紧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做鉴定。但因设备故障，铊中毒检测没有做成 ３月９日以后，朱令出现心慌、憋气、头晕、视物模糊、视物旋转等症状，医院就诊，医院以“周围神经炎，肢端红痛症”处理。3月15日，朱令出现神经面瘫，四肢感觉减退等病征。 为了解除“高度怀疑铊中毒”的疑惑，医院证实该校化学系没有铊，朱令也没有接触铊的机会。接下来，朱令的病情迅速恶化。 3月16日，朱令转入嗜睡状态，并出现中枢性呼吸障碍。3月27日，朱令被转入ICU（重症病房），靠呼吸机维持生命。3月28日，朱令陷入了长达５个多月的深度昏迷。4月5日，《北京青年报》首次披露朱令身患疑难病，生命垂危一事，引起社会 检测后怀疑有人投铊毒 年4月28日，朱令父母从他们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北京职业病研究所可以做铊中毒鉴定。他们急忙收集了朱令的指甲、大块掉落的皮肤，化验还需要头发，但此时朱令的头发已经全部脱落了，朱明新他们只得找出朱令第一次发病时穿的运动服，找到了一小撮掉落在上面的头发，医院收集了血液、尿、脑脊液等样品，送往北京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专家陈震阳处进行化验。 当天，陈震阳即出具了检测报告，据这份报告，陈震阳认定朱令病因缘于铊中毒，且是两次中毒。因为朱令的体内存在超出致死量的铊，只可能是大剂量的口服造成的，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有人投毒！ 对于这种结论，朱明新夫妇吃惊之余当晚即找到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告知此事，化学系负责人在向校方请示后，打电话向兼任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的校保卫部长报案。 朱明新后来了解到，铊无色无味，“搁在面包里人是察觉不到的”。铊中毒一般在体内潜伏期比较长，发病时间也长，侵害病人的神经系统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及时抢救，毒物还没有侵害病人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的话，那么病人的情况就会好一些。在接到陈震阳的报告后，医院采用二巯基丙醇为朱令解“铊”毒。后来在美国一位专家的建议下，改用工业染料“普鲁士蓝”解毒，经过一番周折，吴承之找到了“普鲁士蓝”，原以为药费很贵，结果买了10瓶仅用了40多元。朱令服药10天后中毒症状开始消失。 此时，朱令仍处于深度昏迷中，为了唤醒女儿，朱明新一有机会就和朱令说话。终于有一天，朱令对于母亲的呼唤有了反应——她能点头了。８月３１日，朱令的眼睛睁开了，不久她能够听见别人说话，也能想起一些以前的事了。从能说话开始，朱令就吵着要去学校做实验、要选修计算机课、要看书。在知道自己的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后，朱令痛苦地放弃了“读书”的念头。 事实是残酷的，由于铊毒在朱令体内已经肆虐了近半年，朱令终生都将遭受严重后遗症的折磨。
铊毒引发清华才女％伤残 铊中毒毁了一位清华才女的大好前程，也让一个曾g经青春健康的肌体变得面目全非。 脆弱肌体屡出问题 １９９5年11月，朱令从协和出院，医院及一家康复中心继续治疗。 此时的朱令远期记忆保存完好，近期记忆却极差；双视神经萎缩，1米以内只能辨认出有几根手指，轻度面瘫，吞咽反射迟钝，大小便失禁……铊毒破坏了朱令的大脑、中枢神经、视觉神经和周围神经，这导致她％伤残。 朱令脆弱的身体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年6月19日，朱令因肺部感染导致严重肺功能衰竭而再次住院。经过３个多月的努力，朱令才终于摆脱了死神。年，朱令因患有卵巢肿瘤再次住院，入院时已出现了败血症的症状。在及时接受了手术后，朱令的刀口一直无法愈合，最后花了３个月的时间才长好。而对一般人来说，只要一至两个星期便可以拆线。 从２０００年到现在，朱令先后住过５次院，屡屡生命垂危，虽然最后都被抢救过来，但是长期只能坐卧，导致她腿部肌肉萎缩，肺叶萎缩到了第四根肋骨处 记忆停在铊中毒那年 然而，让父母痛心的不仅仅是肌体的退化，还有朱令停滞在11年前的记忆。如今，身高１.６５米的朱令体重达到了７０公斤，双眼近乎失明，运动机能的丧失使她只能整天坐在轮椅上。冷眼旁观，在她身上已经全然感受不到那个活跃在大大小小演出中的清华才女的风采。 “铊”中毒也给她的大脑带来重创。11年过去了，她的记忆仍停留在１９９５年底，当年的同学到家里来看她时，她仍然能够凭着声音含混不清地叫出同学们的名字，但她却无法说出当天的午饭吃了什么。“她永远搞不清现在是哪一年，就在前几天，她还说自己只有２２岁。” 在情绪好的时候，朱令还会坐到钢琴前，用一只手弹出一些简单的旋律。 破案无果全家无望走过11年 11年来，朱明新和吴承之一直轮流睡在女儿旁边。朱令睡觉时自己不会翻身，父母每两个小时给她翻一次身。 朱令一天要上康复器进行４次站立训练，除了让保姆帮忙做些抱朱令上下康复器的力气活外，老两口一直亲手照顾女儿。但毕竟都是６０多岁的老人了，他们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年秋天，朱明新由于劳累，从椅子上摔下来，头部受到重创，她因此失去了一块拳头大的头骨，被换上了一块钛合金板。这次受伤让朱明新昏迷了一个星期，“现在我确实是觉得脑子有点不行了，记忆力也不太好了”。这次受伤后，让朱明新真正开始担心起女儿的未来 朱令第一年住院花去的5０多万元的医疗费由清华大学报销。但是接下来所有的医疗费都得自筹，朱明新和老伴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他们的退休金。朱令的同学专门为她设立的网站能够募得一些捐款。通过媒体，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也伸出了援手。但这些钱远远不够，朱令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朱明新曾想为女儿申请低保金，但被告知朱令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父母的经济收入高于低保申请标准，因此无法办理；后来他们又想申请三险，但朱令无任何工作单位，三险无从说起。“朱令要是一直这样下去，等到我们都不在了，她该怎么办啊。”朱明新说这话的时候，两手绞在一起。
天涯技术分析： 虽然官方未能还事实以真相，但万能的天涯er还是列出了一位怀疑对象。 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和对我自己生命的珍惜，现列上怀疑原因和当事人的澄清 怀疑对象：孙维（化名苏荟） 孙维，女，汉族，清华大学92级物化2班学生，年清华大学铊盐投毒案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年底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朱令出现了奇怪的中毒症状：秀发脱落、面肌瘫痪、发音含混、四肢无力，当时送往北京医院，医院束手无策，查不出病因，她的同学把她的情况译成英文发到互联网上求助，他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回信多封，其中不少回信认为她是“铊”中毒，后经专家诊断证实。但是确诊并没有使她的病情立即好转：昔日相貌秀美、聪慧可人的女孩几乎变成了植物人。尽管当年摄入的铊剂量足以夺人性命，但是这个女孩却顽强地活了下来。孙维，朱令的同班同学，同宿舍好友，和朱令同属校民乐队的成员。是朱令中毒案中唯一曾被公安局定为犯罪嫌疑人的人，其理由是她是当时唯一能接触到铊的人，和朱令同一宿舍，且有作案时间，其作案动机就是可能是嫉妒朱令古筝弹得好，使得自己没有在清华民乐团当主演的机会。 当时警方对于案件的调查并不积极，其母亲朱明新回忆，公安部门的正式立案调查，是在报案一周后才开始的。就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朱令所在的学生宿舍发生离奇窃案，朱令的一些洗漱用品被盗窃。警方在立案两年后，才对孙维实施讯问。多年以来，朱令的父母多方奔走，催促案件的调查，并试图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但并无效果，朱明新已经记不清找过多少次公安机关，但都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警方对于媒体的采访报道也是三缄其口，从警方一系列举动来看警方似乎已经知道真凶是谁而迫于凶手背景显赫受到阻挠而对外不公布真相。而正是由于孙维与之符合的背景条件使其犯罪嫌疑最大。 年初，随着社会舆论的加剧，此案昔日惟一的犯罪嫌疑人孙维更名为孙释颜，将原本年8月10日的出生日期更改为年10月12日。并用中学时期拍摄的身份照片办理了新的身份证件。 家庭背景为：孙越崎（孙维爷爷）——曾任民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加过辛亥革命。 孙竹生（孙越崎长子，孙维伯伯）——西南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机车车辆专家、教育家。我国内燃机车技术发展的开拓者之一。 孙大武（孙维之父，孙越崎之子）——民革中央委员 孙叔涵（孙越崎女儿）——冶金部教授级专家 朱丕荣（孙越崎女婿）——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教授级高级农艺师 孙孚凌（孙越崎侄子）——历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孙允文（孙越崎侄孙女,孙孚凌女儿）——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歌剧欣赏》教师 传送门： 据说有位叫数星星的小鱼的同学发的帖子很热，但我没有找到（还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呜。欢迎补充） 孙维申明： 年我的同学朱令铊中毒，且因治疗不当导致终身致残，震惊中外。我非常同情朱令和他的家人，也和千百万善良的人们一样，希望帮助朱令，并期望早日找出中毒的原因。当时我也曾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些挽救朱令生命的活动。两年后我被卷入此案，公安机关经过了一年多调查最终解除了对我的怀疑。 对这件事这些年来网上时有传播。许多人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朱令，同时也愤怒地要求缉拿和惩罚凶手，其中关于我的流言很多，但多年来我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相信清者自清，对于那些先入为主的人，我就是再解释，恐怕也是“疑人偷斧”。去年网上甚至指名道姓地说我是凶手，我当时很想站出来解释，但又考虑毕竟案子没破，朱令如何中毒仍然是个迷。想象的空间是无限的，如果有人认定我是凶手，任何解释都会激发出新的怀疑，引来更激烈的讨论和更多的谣言，这是被冤屈者的共同悲哀！于是我决定继续沉默。一些了解情况的朋友气愤地想帮我反驳时，我和家人都劝阻了。 但是最近网络上关于我的谣言愈演愈烈，甚至沉默本身也成为了疑点。不断有身边的朋友、熟人向我询问。我不可能一一解释，而且事情这么复杂，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口口相传、断章取义又不知道会演绎出什么版本，特别是出现了心怀叵测的谎言，使我不得已决定针对看到过的流言作一些必要的声明。 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 事情十分复杂，涉及的人和部门很多，为了避免给别人带来麻烦或尴尬，我隐去案件中除我和朱令之外其他人的姓名。但对牵涉到的单位和部门，我不可能完全规避，实属无奈。 今后我不打算参与网上网下的讨论、辩论和答疑，只希望过平静而普通的生活，不被打扰。当然我保留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权利。 我对文中提及事实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另外，我发现天涯上有两个ＩＤ，分别为“孙维”和“sunwei”，似乎注册后从未使用过，在此声明与我无关。 一我被无辜卷入朱令中毒案件 朱令９４年底生病，一直不能确诊，一度病危，９５年４月底北大的一名同学来到我们宿舍告诉我们说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他们收到太多的电邮回信，希望我们帮忙翻译。我和另外两名同班同学马上去报告了系领导，并和其他几个女生一起连夜翻译。随后学校保卫处和派出所开始了解情况，我和同宿舍、班里、系里以及文艺社团的很多人都被问询过，都是一些了解基本情况的问题，之后两年公安再没找过我。 想不到９７年４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在经过了8小时的连续突审后，他们通知家人接我回家。我以为公安还会再找我询问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从此再没找过我。反而是我和我家人上百次地催促公安机关尽快依法办案，查明真相，还我清白。 更奇怪的是，在公安机关询问我之后，他们于４、５月间找我的舍友们了解情况。我的舍友们非常了解我的人品和性格，坚信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并提出让公安广泛调查我的人品，没想到公安的同志很为难，不肯做笔录，说：“这个要求谁提？你提，还是我提？”这明显是带着有色眼镜进行调查。对此事的不满我们以书面形式呈交了公安机关。之后我们咨询过法律专家，他们说尽管我国97年1月开始执行的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实行“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但在实践中很多办案人员还是习惯性的延用以往的“有罪推定”。8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和多起陈年冤案的曝光，“无罪推定”已深入人心，但是年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对此我深有体会。 ９８年８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他们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和朱令中毒有关。 二 朱令案件至今未破，她具体是什么时间中的毒，在哪儿中的毒，怎么中的毒至今无法查清，而导致她中毒的铊的来源也不清楚。尽管有多种可能，但有些人却只把焦点集中在化学系实验室和宿舍。其它场合的问题我不好说，但化学系实验室的情况我清楚，有必要在这里说明一下。宿舍的情况见四“关于我们宿舍”。 我4月2日被讯问时第一次从公安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竟然是：我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而且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但这完全是谎言！ 我绝不相信自己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因为我帮老师做实验使用的铊溶液是别人已经配好了放在桌上的。为此我查阅了文献，事实上化学系在实验中使用铊试剂有很长历史了。仅我查到的论文就有若干篇，收稿日期分别为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６日(那时我还没入学)，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０日，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６日，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日，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８日和年2月16日。直到97年公安开始调查，化学系才禁止使用铊。 此外，系领导后来也说除了化学系，其他系实验室也有铊。 最重要的是学校对于有毒试剂没有严格管理，铊溶液和其他有毒试剂在桌上一放就是好几年，实验室有时也不锁门。很多同学课余时间下实验室帮老师作实验，实验室也对外系学生开放。做实验的时候，同学们互借仪器药品也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多年来一直如此，即使在朱令中毒确诊后也没有太大改善。 为了证实真相，９７年４月，我哥哥独自一人（从未在清华工作、学习过，更没去过实验楼）借了一部家用摄像机在白天工作时间到化学系实验楼，先后进了几个实验室，并从其中一个实验室的实验台上拿了一大瓶有骷髅标记的有毒试剂，举在镜头前，把它带出实验楼，然后又送回原处，整个过程全部拍摄下来。在随后的日子里又重复了几次，每次都无人过问。 出于对学校的感情，我没有把录像带直接递交公安。但这个事实又对我非常重要，我不能替学校背这么大的黑锅，于是我在９７年５月５日下午4点多找到校党办，把录像放给他们看，表示：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由学校自己向公安反映真实情况，说明我真的不是唯一能够接触到铊的学生，这比较有利于维护学校的形象。 没想到，第二天（５月６日）一大早，学校实验室突然大整改，要求师生停下工作，把所有药品严格分类管理，有毒试剂上锁，并由保卫处进行了拍摄。当时有不少人目睹，很容易证实。 我担心学校掩盖实验室管理不严的事实，不得已只好于年7月18日把录像带和我查到的文献交给公安。 年7月2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备厅[]13号），指出：“年5月，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三学校曾扣发我的毕业证书的经过0日毕业典礼之前，系领导通知我，由于我被公安调查不能发我毕业证书，并让我家人来校谈话，说学校通过官方渠道接到公安通知缓发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当时接待我们的一位校党委领导还说“在朱令中毒的案件中，清华经过多次反思，认为校方没有任何责任。” 我父母当即去了公安14处了解情况，没想到公安说根本没听说过孙维学籍的事，表示：“警方只管破案，学籍管理是学校自己的事儿，和公安没关系，公安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向学校发这样通知的，如果真打过电话，一定会有记录的，但是我们没查到任何记录。” 其间，我和家人曾给校党委领导写信，要求学校将缓发毕业证书的决定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我们并加盖公章。经多次交涉，学校坚持不给书面通知。 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8月下旬，校党委、校办及系领导等再次在校招待所（丙所）接待我们。我们表示学校扣发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校党委领导竟然说：“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择：要么要学校承认错误，要么解决你的问题。”又说，“你想让清华认错，是绝对不可能的！”谈话不欢而散。 之后，我们又给党委领导打了两次电话，坚持要求：学校如不发证书就应该给我们一份不发证书的书面通知。9月29日，系领导打电话通知第二天去学校领取证书。 四关于我们宿舍 朱令中毒后曾经有记者来采访，在她笔下我们的宿舍关系冷漠而敌视。真实情况是，我们的宿舍生活非常快乐。我们几个舍友五年来别说吵架，脸都没红过，至今仍是好朋友，了解我们宿舍的人都可以作证。虽然大多数记者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但经历这次采访后，我和舍友都对媒体颇有顾虑。 我和朱令没有任何过节，但确实和另外的舍友们更亲密，主要是因为朱令交游广泛，社会活动非常多，又是校文艺社团的积极分子，在社团的时间多，在宿舍的时间少，即使是在朱令第一次生病后返校期间也仍然每天去文艺社团的宿舍楼煎药。 在调查朱令中毒案时，一些人（甚至有我尊重的师长）为了回避自己的责任就不惜提供不实的情况，但是我的舍友们在公安调查我的性格、人品、和朱令的关系等问题的时候，她们都非常客观。我至今仍非常感动！ 朱令94年生病以后很长时间不能确诊，因为我母亲是医生，我还把朱令当时的症状（脱发、皮肤疼、腿疼）告诉我母亲，让她帮着分析和打听，我母亲当时还说可别是红斑狼疮。这些情况我的舍友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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