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主持人

林子人

最近在读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ThBullshitJobs），看到书中讨论的一个话题正是我们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的一个现象：工作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正在呈现反比态势，而且人们似乎默认了这种情况是合理的。

新冠疫情爆发后，此种悖论可以说是极大地凸显出来。城市封控期间，依然在第一线保障市民健康和城市基本功能的工作者，如医护人员、清洁工、快递员、外卖员、小商贩，他们所做的是对全社会有极大意义的、不可或缺的工作，但他们却承受着最多的风险，甚至遭受更为严重的压榨与伤害。格雷伯指出，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的存在本身令所有劳动价值理论都站不住脚。首先，普遍的道德直觉告诉我们，如果一份工作达成的成果（比如提供某件商品或某样服务）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或改善人们的生活，那这份工作就是有价值的；其次，当人们在探究工作的意义时，“有意义”往往是“有用”“有益”“有价值”的代名词；然而，这种意义和价值却在很多情况下与经济价值割裂，似乎工作对他人越有益，带来的经济回报就越少。

格雷伯认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划分出现于公元前年前后，横跨欧亚大陆“非熟人交易市场”兴起的时期。一旦金属货币系统的发明让陌生人之间建立交易关系成为可能，面对物质时的利己主义（经济价值）和面对理想时的利他主义（社会价值）就开始拉锯，大众宗教就开始宣扬物质不重要的理念，规劝虔诚的信徒要无私奉献、捐物行善。然而事实是，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完全隔离开是不可能的，两者总是相互渗透，而在当下这个由货币购买力构筑生存基础乃至成就声望的时代，社会价值不能完全转化为经济价值不免让我们感到不公。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又强调我们应该热爱自己的工作。谷歌图书词频统计器NgramViwr的数据显示，“追随你的热爱”（followyourpassion）这个词组在年出现的频率比年高出将近倍，当时几乎没人那么说。这句话似乎是在暗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某种天赋的激情，只要下定决心投身于激情，努力工作，就能在职业生涯中获得好的回报。但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格雷伯讽刺道，现在很多公司觉得如果某份工作有价值意义，能带来满足感，公司就可以不付报酬。一个“志愿者阶级”正在兴起——企业开始将收割劳动成果之手从有偿劳动力的身上慢慢移开，伸向无偿实习生、互联网爱好者、积极分子、志愿者和发烧友，从他们热情的自发劳动中攫取利益。

《毫无意义的工作》[美]大卫·格雷伯著吕宇珺译中信出版集团-7

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与撰稿人埃伦·拉佩尔·谢尔（EllnRupplShll）在《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一书中指出，那些对工作充满热情，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蒙召者”（thcalld），其实是雇主最喜欢也最省心的员工，这不仅因为他们无需鞭策就会全身心工作，还因为他们不会讲条件和提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追随你的热爱，做一份自己真心喜欢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反而是一件坏事呢？

在谢尔看来，在工资增长停滞、工作不稳定性上升的当下，我们应该克制理性地对待“工作的激情”，不要被期待或被强迫从具体岗位中获得意义。“好的岗位（job）越来越少，我们的应对措施不应是试图‘创造’更多‘有意义的岗位’，而是应该打消在岗位中寻找意义的想法。”

01所有“梦想的工作”都会经历调试和验证的过程

徐鲁青：我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想做记者，但从没想过自己会做文化记者，最早的时候是想去中东当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里从前方发来伊拉克相关报道。记者法拉奇的传记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她经历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南非动乱、中东战争，越战开始后又做了八年的战地记者，随行的背包上一直贴着声明：如果发现我的尸体，请运交至意大利使馆。她从不害怕冒犯采访对象，去伊朗找霍梅尼时，愤怒于必须要带着面纱才能采访，直接当着霍梅尼的面撕开面纱，大声对他说：“许多人说你是个独裁者！”采访基辛格的时候她咄咄逼人地问：“权力是诱人的，基辛格博士，权力对您有多大的吸引力？希望您说真话。”基辛格一直后悔接受了她的采访。当然，现在回看法拉奇的言论，会发现其中充斥着对伊斯兰教的污名、对中东文化的鄙夷，我也不再相信对抗、激怒与剑拔弩张能呈现出最有价值的信息，但她战斗到底的姿态太打动当时的我了。

法拉奇自拍像（图片来源：Wikipdia）

年岁渐长后我越来越怕死，战地记者肯定是不想当了，也没有生长出足够蓬勃的江湖气，在社会新闻突发现场做得游刃有余，反倒后来对学术的路径感兴趣，有过一段时间想读博。以赛亚·柏林把人分成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专门知道一件大事，狐狸各处刨洞，对什么都好奇，刺猬能沉下心钻研得很深。我是绝对的狐狸型人格，文化记者的工作属性相比读博更适合我。这么说来，好像确实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这话我写出来时担心了几秒不够正确，或许也反映出了现在找一个不狗屁的工作实在太难。

尹清露：所有“梦想的工作”都会经历一个不断调试、验证可行性的过程吧。小时候想当（抽象意义上的）“画家”或者“作家”，很天真地觉得这两者差不太多。我首先向“画家”进发，初中嚷着要艺考，这个幻梦持续到大学，但终于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比起创造我更喜欢观察、比起图像好像对文字更加敏感，再去作为一枚中介去传达真正值得言说的事物。

如此想来，文化记者确实很合适自己。我很喜欢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bricolag（拼装）”的概念，利用手头现有的材料或他人的话语努力地做出点什么，就像家庭主妇/主夫会用冰箱里的剩菜炖一锅例汤那样。当然，并不是说记者就是如此不堪的存在，但是每次想到鲁青提到的“狐狸型”人格，一只小狐狸兴致勃勃地四处搜集宝物的形象总会出现在脑海中，这也是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我曾觉得做一个勇攀高峰的刺猬比较酷，但狐狸的人生也可以很幸福。

02“情怀”和“金钱”为何总是水火不容

潘文捷：这几天在看豆瓣劝分小组，里面有一些典型话术，男方不送礼物顾左右而言他或者给了0.25元红包让女方倒着读，女方表达不满，他就会说：“我以为你不是物质的人呢。”“你和我恋爱就是图钱吗？”哇，不知道别的行业怎么样，在文化行业这种大家普遍认为“有情怀”的行业里，可是太经常听到这种的话了。

并不是说每家文化企业都是如此，只不过利用年轻人的热情来进行剥削真是十分常见。“重版出不来”经常会发一些出版行业的匿名吐槽，进入出版相关行业的有几个不是出于热爱呢，但是现实有的时候却令人心寒。你仔细翻翻，不论是出版业翻译待遇、编辑待遇、营销编辑待遇，一堆雷点。前几天这个账号发布了一条由自称为“潦草”的内部人士提供的单向空间强制加班通宵的事。文章称，为了心目中理想的工作来到书店，结果“一周连续三四天加班到两三点，发工资最后只拿到两千块钱”，“除了工作，几乎失去一切自己的时间”。而结果呢？连自己追求的那点热爱都没能实现——工作有很大部分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