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

我仍然相信文学是重要的，不做家务是对的

文\石黑一雄

一

如果你在年的秋天碰到我，你可能很难给我分类，不管是社交上还是种族上。那时候我24岁，你会觉得我的一些特点看起来是日本式的。但是我又很不像当时大部分在英国的日本人，留着披肩的长发，还有着土匪风格垂下来的胡子。

唯一在我身上可识别的是谈吐中的口音，是那种英国南部乡村长大的孩子的口音，这也是受了毫无生机的已经过时了的嬉皮士年代的白话影响。如果我们有交谈，那我们可能在讨论荷兰足球运动员的战术，鲍勃迪伦的最新专辑或者那一年我在伦敦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起工作。

如果你提到日本，问我关于它的文化，你可能会感受到我态度中的一丝没耐心的迹象。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五岁就离开日本，甚至连假日都没有回去过的日本人，我对日本文化一无所知。

那一年秋天，我背着背包拿着吉他和一个随身携带的打字机来到巴克斯顿诺福克——一个英国小村庄，老的水磨坊和平旷的农田包裹着它。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接受了一个来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创意写作研究生的学习机会。大学离诺维奇大教堂镇有十英里远。

石黑一雄精装作品集

作者:石黑一雄著郭国良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04

我租了一间屋子，在经历过伦敦那狂热的日子后，这段不同寻常的安静与独处时光将我转换成为一个作家。事实上，我的小房间并不像传统作家写作的阁楼，它倾斜得让人有一些幽闭恐惧症般的不舒适，尽管我踮起脚尖能看到窗外的风景，那是一片伸向远处犁过的地。

正是在这个房间，我仔细检查了夏天写的两个短篇，确保它们足够好才能在我的同学面前展示。它们都不是写得很好。我还写了另外一个故事，关于一个青少年毒杀了他的猫，背景设置在当时的英国。有一天晚上，在我来到那个房间的第三周或者第四周，我发现自己用一种新鲜又紧张的强度书写日本、书写我的出生地——二战最后岁月里的长崎。

我必须要说，这个效果让我感觉很惊喜。如今，对于一个有抱负并有混合文化背景的年轻作家而言，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根是一种盛行的文学气氛，但当时却远非如此。那时候距离英国“多元文化”文学的爆炸还有几年的时间，萨尔曼鲁西迪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出了一本绝版小说。

如果去问当时年轻的英国作家，人们可能会提到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年长的作家则可能是艾丽斯默多克、金斯利艾米斯、威廉戈尔丁、安东尼伯吉斯、约翰福尔斯，外国作家会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或博尔赫斯只占少数，对于热衷阅读的读者来说，提他们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

就在那样的文学气候下，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个日本故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新方向，但我马上提醒自己这种突破是不是不应该被看作是一次自我意淫，也怀疑是不是不应该迅速回到被称作正常的那个文学主题上。

远山淡影

作者:石黑一雄著张晓意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04

在大量的犹豫之后，我开始让别人看我的故事。就这样，我回到房间里继续写，从年冬天到年入春，除了我们班的其他五个学生，卖早餐麦片和羊肉肝脏的零售商，还有我的女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罗娜，她每两周看我一次，我没有见过任何人。

那不是一个平衡的生活，但是在那四五个月里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的一半，也是写长崎的，关于原子弹掉落后的那几年。我记得那段时间偶尔还会构思一些不是发生在日本的短篇故事，却发现我的兴趣在迅速减退。

至今为止，这些日子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可能不会成为一个作家。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经常回望并反问自己：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些能量从何而来？我的结论是，在生命的那一刻，我投身到了一项非常紧急的保护行动中。

二

年十月，我受德国诗人克里斯多夫休伯纳（ChristophHeubner）邀请，以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的名义去参观之前的一个集中营。我住在奥斯维辛青年中心，离第一个奥斯维辛营地和比克瑙死亡营两英里远。他们带我转了这些地方，并非正式地会见了三名幸存者。

我那时44岁了，我开始考虑二战，属于我父母那一代人的，它的恐怖和胜利。但是现在我突然想到，目击过这种大事件的人很多都死去了。记住历史的压力是不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肩膀上？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我们被父母抚养长大，战争不可磨灭地摧毁过他们的生活。我，作为一个公众面前讲故事的人，有没有我还没意识到的责任？有没有一种责任去把我们父母这一代的记忆和教训传递下去？

年《长日留痕》获布克奖时石黑一雄与妻子

之后，我在东京的观众面前演讲，前排有一位听众问我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更具体地说，这位提问者指出，我的书经常